没有宗教和哲学,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。诗好比一株花,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,土壤不肥沃,根就不能
深,花就不能茂。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,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。没有柏拉图和
斯宾诺莎就没有歌德、华兹华斯和雪莱诸人所表现的理想主义和泛神主义;没有宗教就没有希腊的悲剧、
但丁的《神曲》和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。中国诗在荒瘦的土壤中居然现出奇葩异彩,固然是一种可惊喜的
成绩,但是比较西方诗,终嫌美中不足。我爱中国诗,我觉得在神韵微妙、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方诗所
能及,但是说到深广伟大,我终无法为它护短。
(摘编自朱光潜《诗论》)
材料二:
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本是长期互相隔绝并独立发展的两种异质文化,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,但并无高
低之分。中华先民具有独特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,他们不需要经过宗教的繁复仪式便能把平凡、卑微的
现实人生进行升华,使之进入崇高、美丽的境界;他们不需要经过形而上学的繁复思考便能领悟人生的真
谛。中华文明历经的数千年发展过程已经证实了这种可能性。海德格尔认为必须扫除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
整部形而上学史的迷雾,才能揭示存在的真正本质。这样说来,从源初开始便很少受到宗教神学和形而上
学思考的双重遮蔽,未必不是中华民族在领悟人生真谛时的独特优势。
那么,中华先民们究竟是如何感受人生、领悟人生真谛的呢?让我们以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两位思
想家孔子、庄子为例。孔子在政治活动彻底失败后,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教育工作,真正做到了
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,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、自信,从
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获得了审美的愉悦感,并升华进入诗的境界。庄子虽是以浪漫的态度来对待人生,
他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绝对自由,但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质享受这一点上则与儒家殊途
同归。
那么,为什么中华文化得天独厚地具备追求诗意人生的内在可能性呢?换句话说,为什么中华文化能
成为抒情诗茁壮生长的丰沃土壤呢?我们不妨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来作一些考察。柏拉图是古希腊最为
权威的思想家,至少在 15 世纪以前,柏拉图的理论对欧洲的诗歌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由于柏拉图认为
人类社会只是“理式世界”的摹本,所以把人间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诗人是应被逐出“理想国”的。在古
希腊的文化体系中,柏拉图的观,点是完全合理的:既然世界的主宰是天上的诸神,既然人类是匍匐在诸
神脚下的渺小生灵,那么以人类生活及其思想感情为内容的诗歌还能有什么价值呢?而且既然人类的一切
力量都来自神的恩赐,那么诗人的灵感又如何能例外呢?在中华文化中,诗歌的主体是人,诗歌描写的客
体也是人,所以诗歌创作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,以抒情为基本功能的诗歌成为中华文化中最耀眼的一道
光彩,而赤县神州注定要成为中华先民诗意生存的乐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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